70年前，是他们让国宝回归丨岭南文化新讲第二十六讲

时间：2024-08-16 19:07:49 信息来源: 南方传媒点击:2706

[导读]文物承载灿烂文明，文物传承历史文化，文物维系民族精神。新中国成立伊始，遏制文物流失、抢救重要国宝已被列入重要议程。70多年来，我国通过多种方式，成功促成了超过300批次、15万件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归。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鸦片战争至今，共有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数量达100余万件。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文物传承历史文化，文物维系民族精神。新中国成立伊始，遏制文物流失、抢救重要国宝已被列入重要议程。70多年来，我国通过多种方式，成功促成了超过300批次、15万件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归。

据央视新闻报道，2024年4月17日，国家文物局从美国成功追索38件流失文物艺术品。

该报道指出：“由于战争抢劫、非法走私等多种原因，中国文物长期流失海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通过执法合作、司法诉讼、协商捐赠、抢救征集等方式，成功促成了超过300批次、15万件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归。”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鸦片战争至今，共有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数量达100余万件。“史在他邦，文归海外，为我辈奇耻大辱，百世莫涤，存心如焚”，学者、收藏家郑振铎这句话，反映了有识之士对国粹流失的痛切之情。

1949年8月，郑振铎参加新中国首届政协的筹备工作，与文艺界代表合影。前排左起：艾青、巴金、史东山、马思聪；后排左起：曹靖华、胡风、徐悲鸿、郑振铎、田汉、茅盾。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文物传承历史文化，文物维系民族精神。有鉴于此，新中国成立伊始，虽国力维艰、百废待兴，但遏制文物流失、抢救重要国宝已被列入重要议程。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文化保护法令——《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1951年3月，正是由新中国首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一起，以文化部的名义上报政务院，申请从国家总预算里拨出抢救文物的专款，并申请在中国香港成立“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

7月25日，在楠枫书院举办的岭南文化新讲第二十六讲——“国宝回归故事”，由《名家翰墨》创办人许礼平先生担任主讲嘉宾，将观众带回上世纪50年代，讲述了这个收购文物小组的故事。
担任嘉宾主持的资深媒体人梁栋表示，在那样一个时间段，有这样一群最顶尖的人为国宝奔走，令人感动。

许礼平（左）和梁栋在讲座现场

从境外收购珍贵文物的首次尝试

许礼平的讲述，从香港在文物交易上的特殊地位讲起。

上世纪40年代末，一些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的古董商号迁址香港，而内地藏家也带来了大量珍贵文物，这使得香港成为全世界中国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之一。仅在1950年上半年，就有6场文物展览会，包括2月的思补斋古书古画展览会和历代名画观赏会、4月的历朝名画选展会。

开展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卖货。像思补斋古书古画展览会，展出宋元珍本典籍百数十册，法书名画五六百件，其中包括米芾的《珊瑚帖》、仇十洲的《春江图卷》等。《珊瑚帖》被曾任国民党华南补给区中将司令的周游买走，没卖掉的，后来到日本去了。

《珊瑚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当时，欧美文物商闻风而来，意欲大肆收购文物。然而，今时已非往日，新中国绝不允许文物“流亡海外，无复归来之望”的历史重演。

1951年10月，中央政府获悉，乾隆收藏的“三希”中的“二希”，可能流失海外。为此，政务院院长周恩来特批50万元港币，用以回购“二希”。
“三希”即乾隆收藏在三希堂的三大晋代名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时，打算将《快雪时晴贴》卷在寝具中带走，后被拦下，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秋帖》《伯远帖》——也就是后来所称的“二希”——则流落民间，于民国年间为藏家郭葆昌所有。
郭葆昌曾承诺，他死了之后，将“二希”还给故宫博物院，让“三希”重聚。但他死后，他儿子郭昭俊没有这么做。1951年，定居香港的郭昭俊因为急需用钱，以45万元港币的价格，把“二希”抵押给汇丰银行。抵押期限在1951年11月底，他却无力赎回。

《伯远帖》（局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许礼平曾在1990年见到“二希”回购的关键人物——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创办人庄世平。庄世平回忆道，他得知“二希”被押给一个印度人，如果在抵押期限内没有赎回，将可能流失海外。于是，他打了一个报告，由南洋商业银行转交中国银行总行，再转给周恩来。

1951年11月5日，周恩来就此事做出批示：“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顺利购回。”
文化部文物局派出“三人专家小组”办理此事。成员为：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徐森玉。
马衡在日记中记载了“二希”回购相关事宜：10月25日，得知“二希”之事；11月15日，马衡和王冶秋乘火车抵达广州，与先期到达的徐森玉和徐伯郊父子会合；11月18日，抵达澳门，“闻道途有阻，乃共同商讨，须以安全为上，切不可冒险致闹笑话”；11月19日，“中南银行裴延九由香港折回，未能登岸且受侮辱”，迫于形势，最终决定由裴延九、徐鹿君（亦为徐森玉之子）和徐伯郊三人化装成船员，从澳门赴港，鉴定二帖真伪并与郭昭俊谈判。

徐森玉（前排左一）、徐伯郊（后排左一）、徐鹿君（后排右一）父子在“二希”回购中发挥重要作用。

庄世平补充了一个细节：“二希”抵押在汇丰银行，谈判时，每天由汇丰银行拿到隔壁的中国银行，看完送回汇丰银行。几轮谈判之后，11月23日，徐伯郊致电身在广州的马衡：谈判成功，除了45万元赎金，再给郭3万元，本息共计488376.62元。至此，新中国从境外收购珍贵文物的首次尝试，圆满达成。

“凡是‘国宝’，我们都是要争取的”

“二希”的成功回购，揭开了中国政府抢救流散海外的国宝的序幕。

“70多年前，我们的政务院院长是周恩来，文化部部长是沈雁冰，文物局局长是郑振铎，故宫博物院院长是马衡，上海文管会负责人是徐森玉，他们都是文化界的精英，都很爱护文化、爱护文物，才会有担当地拨专款来抢购这些东西。”许礼平在讲座上表示。

讲座现场

郑振铎说过这样一句话：“凡是‘国宝’，我们都是要争取的。”1951年12月30日，他在致徐伯郊的信中写道，香港市面不好，正是收购的大好时机，只是需要“十分的机密”，以免有坏人钻空子。

1952年，郑振铎去信询问徐伯郊：“闻卢芹斋在巴黎病危，他的东西有办法托人收购否？”卢芹斋是国际知名的文物贩子、古董商，无视法令，从中国偷运文物出境长达几十年时间，因此郑振铎有此问。在许礼平看来，这表明，当时以郑振铎为代表的文博人员，一心想把被各个藏家视为禁脔的国宝搬回来。
郑振铎指明了收购的方向：一、收购以古画为主，古画中以收购宋元人画为主；二、碑帖、法书，暂时不收购；三、铜器、玉器、雕刻、漆器等，收其精美而价廉者。他还列出了应该优先回购的文物的清单，包括唐代韩滉的《五牛图》、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

《五牛图》（局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郑振铎在给徐森玉的信中说到：“先生奔走沪穗，为人民得到了‘二希’，诚旷古之盛举也。香港方面，名绘法书尚多，当徐徐图之。闻张大千曾登报欲售去‘潇湘’，与伯郊兄商酌，拟请其即日赴港，办理此事。若能与顾闳中一卷并得之，则五代宋初之画，可得而论之矣。”

“潇湘”即南唐董源的《潇湘图》，“顾闳中一卷”即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宋人摹本）。

董源《潇湘图》（局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韩熙载夜宴图》在清朝康熙年间为四川巡抚年羹尧偶得，后被抄没，进入清宫内府，成为乾隆皇帝的珍藏。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后，通过赏赐、典押、偷盗等方式将大量文物带出宫外。这批文物随他辗转天津、长春等地，在长春，它们被存放于伪满皇宫东院图书馆“小白楼”内。期间文物流失者甚多，成为后来收藏市场上赫赫有名的“东北货”，《韩熙载夜宴图》即在其中。
《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经过多次转手，落到北京琉璃厂玉池山房主人马霁川手中。1945年，张大千以500两黄金买下这两幅画。
张大千捡到这两件宝贝，立即请人刻了一方“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的图章。后来他去印度，这两幅画也带去了。美国驻印度总领事邀请张大千去美国，他要筹措经费，得卖掉其中一幅。于是，张大千给鉴藏家朱省斋写信，让朱替他设法。
朱省斋让张大千赶紧带着画回香港，待价而沽。画没脱手之前，张大千急需用钱，就以5万元港币抵押给大新银行——这还是看在朱省斋的面子上。后来，中央政府得知这件事，派人来跟朱省斋谈。最终，张大千以23.7万元港币将这两幅画出让，那是1951年的事。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秘密收购文物小组”的成立

香港文物回购之初，在中央由郑振铎直接指挥，在香港方面，实际上只有徐伯郊一个人负责运作。当时的在港机构中，最为可靠的非中国银行莫属，因此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副经理沈镛成为徐伯郊十分信任的伙伴。
随着文物回购工作的展开，文物局也在考虑此项工作的程序与流程问题。1953年4月，郑振铎去信告知徐伯郊：“收购事，拟成立小组，由兄负责接洽、鉴定并议价事，由中国银行沈经理及温康兰二位负责付款等事；由你们三人成立一个小组，如此可省责任过重也。”随后，“香港秘密文物收购小组”正式成立，除了在香港的三人，时任广州市副市长朱光承担联络协调工作。
郑振铎继续在文物回购上予以专业指导。如在1953年4月28日给徐伯郊的信中，他强调，凡从日本来的东西都应收，因为日本是战败国，很多东西都放出来了；其次，凡有被美帝垂涎欲购之可能的，也必须收，像李唐的《伯夷叔齐卷》（即《采薇图》），应先收。

《采薇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自1952年开始，至1956年下半年接近尾声。随着几宗大的收购顺利完成，市面上的名品珍迹大多已有归属。以下是秘密文物收购小组所获重要书画清单：
晋王献之《中秋帖》（宋临本）卷晋王珣《伯远帖》卷唐韩滉《五牛图》卷五代董源《潇湘图》卷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宋摹本）卷宋米芾《珊瑚帖》册页宋赵佶（徽宗）《祥龙石图》卷宋王居正《纺车图》卷宋梁师闵《芦汀密雪图》卷宋李唐《采薇图》卷宋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卷宋赵孟坚《墨兰图》卷宋李嵩《钱塘观潮图》卷宋马远《踏歌图》轴元陈及之《贞观汴桥会盟图》卷元赵孟頫《帝师胆巴碑》卷元任仁发《张果见明皇图》卷元朱德润《秀野轩图》卷元王蒙《葛稚川移居图》轴元王蒙《西郊草堂图》轴元倪瓒《竹枝图》卷明仇英《玉洞仙源图》轴

周恩来是秘密文物收购小组的灵魂人物，图中他开画的手势很内行。

有文章指出，在近5年时间里，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并非一帆风顺，相反，要面临许多困难。小组成员洽商时千头万绪，文物真伪混杂，需要审慎鉴定，还常常要面对经费紧张、海外文物商的竞争、复杂政治形势的影响等多重考验。
徐伯郊曾致信郑振铎：“我这一次与国家做事，完全抱了必胜的决心，多争取一件东西，觉得多与国家做了一件事。至于个人的事，现在全不计在心里，这一点我想您是可以信任的。”郑振铎回信鼓励他：“这个工作，虽是麻烦，但成绩是很大的，效果是很大的。”
2019年秋，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香港征集到了郑振铎等抢救流散香港文物的往来信札。这批信札共计166页，是1952年至1958年间郑振铎等人与“秘密收购文物小组”成员之间的往来信件、电报存根等重要史料。后来，嘉德购下这批史料，并捐赠给国家文物局。
读着这些信札，仿佛回到70年前那一段历史，令人感受到国家在抢救流失文物中的文化担当，以及老一辈文物工作者书生报国、迎难而上的情怀。而这一切，皆因文物是我们的根魂所寄。